那年的普快列车像一个绿色邮筒，用20多个小时把我从鲁北的村庄投递到繁华的江南。时空转换后的恍惚中，我在小城石化遭遇了人生的第一场梅雨。我撑着折伞，从纬零路上石化二村的集体宿舍出发，到蒙山路上的公司工作。那柄黑色的折伞断了一根伞骨，梅雨敲打着伞面，化作细碎的雨星，悄无声息地洇湿半边肩膀。

　　那时，石化城还没“长大”，路边都是年轻的香樟。我也没有“长大”，同事都担心我适应不了这里的气候。其实还好，我原本就知道梅雨，它是暖湿与干冷气流相持不下而在长江中下游形成的锋面雨。我的地理成绩很好，语文成绩更好，我背得出赵师秀的《约客》。在那个雨季，我经常在城市的绿地及公园寻找梅树。成熟梅子是黄色的，长满青草的池塘里会有蛙。至少赵师秀是这么说的。我没有找到梅树，小城似乎也极少听到蛙声。鲁北有杏有桃，没有梅，有蛙。夏天的滂沱大雨后，沟满壕平的村头田边会有蛙声，那些青蛙扯着喉咙大声聒噪。我一直揣摩那是怎样的一种幸福和热闹。

　　那一年的雨季漫长。城市里仿佛只有静静的雨。晚上，我在潮湿闷热的宿舍里，看父亲给我的那本《聊斋志异》。雨声或疾或缓或密或疏，洒在窗外法国梧桐的阔叶上，日光灯经常会发出“嘶嘶”的声音。有肥胖的蛾子飞进来，“砰”的一声撞在灯管上，灯影摇晃起来。我有时觉得蒲松龄的花魅和树妖——那些美丽的女性或许就在周遭，悄悄观察，窃窃私语。

　　次年的雨季，中专毕业的梅到公司实习。梅有白皙的皮肤和明澈的眼神。梅成为我在这座城市结识的第一位年龄相仿的女孩。梅家住四村，我们上下班几乎全程同路。她经常穿一件已经褪色的运动套衫，我记得是红白相间的那种，左后肘有一滩淡淡的墨迹。梅有时发现跟在后边的我，微笑着停下来，等我。我微微脸红，踩着水花快走几步，然后我们并肩走。有时躲避水洼，我的破伞碰到梅的红伞，梅微笑着移开半步，露出洁白的牙齿和酒窝。

　　四卷本的《聊斋志异》在那时已经看完，我试着每晚在灯下写一些杂乱的文字。雨声让我想起赵师秀和他的客人：蜡烛已经点起，茶已经煮沸，棋子已经摆好，雨越下越大，蛙声响成一片，灯花已经剪过两三次了……他（她）来还是不来呢？

　　那年的梅雨季特别短。出梅的时候，我必须去新的公司报到了。虽然早知离开是必然的，却一直没有设计好离别的形式。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离别有时不需要形式，就像收音机里的播音员在某一天忽然用愉悦的声音播报，本市今日正式出梅——那么自然而然。

　　一两年之后，听说梅东渡去了日本。三五年之后，在海滨公园远远看到神采飞扬的梅，她不再是清纯的学生模样，变得靓丽又成熟。

　　每当雨季来临，我仍然想起赵师秀和他的千古哑谜。或许，那位“约客”早就到了，藏在灯影、棋盘、蛙鸣和江南的雨幕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