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台北8月11日电（记者姜婷婷、陈键兴）台湾疫情三级警戒持续两个多月，终于在7月底降至二级。如今走过台北街头，部分餐厅食肆已重新开放内用，但多数客人寥寥。显然，疫情压力稍减，但生活的负荷仍压得不少人喘不过气。

　　台湾疫情警戒从三级降为二级后，餐厅开始开放内用，但须严格遵守防疫要求，包括同桌采梅花座、设置隔板等。这是8月10日台北市某餐厅内景。新华社记者 姜婷婷 摄

　　5月本土疫情暴发以来，台湾诸多行业由初夏直入“隆冬”，民众盼纾困如大旱之望云霓。近来，民进党当局拟发放“振兴五倍券”持续引发争议和反对声浪，各界直言此举难解百姓“近渴”且存在诸多问题，发放现金才能解燃眉之急。

　　据悉，台行政管理机构拟比照去年“振兴三倍券”模式，推出“五倍券”，纸质券和电子券并行，除原有200元（新台币，下同）、500元面额外，新增1000元面额，最快9月推出。简单说，民众需花1000元现金来换5000元“振兴券”。

　　对此，此间专家学者直指，去年“三倍券”效果不彰，本已怨声载道，况且今时不同往日，照搬只会让普通民众更寒心。近日，两家台湾媒体推出相关网络民调，希望发放现金的民众占比都超过82%，赞成“五倍券”者占比分别为15.2%和14.8%。

　　疫情警戒降级让人们松了口气，但生活压力依然不小。这是8月11日午间，台北市区的小摊商在等待客人。新华社记者 陈键兴 摄

　　记者观察，“五倍券”政策遭质疑，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当局未体察广大台湾民众尤其基层百姓当前最急迫的需求，把“振兴”放在“纾困”之前，没有对症下药。

　　疫情冲击下，台湾失业率飙升，无薪假人数保持高位，不少人几个月没有收入，陷入“手停口停”的窘境，但仍要支付各种生活必要开销。虽然当局表示经济弱势的109万人领券可“免付1000元”，但舆论认为，现实下有更多人生活艰辛，一人一千，一家老小要好几千元，实有困难。连不少民进党的“自己人”也公开表示反对，认为“远水救不了近火”，徒增民众负担。

　　餐厅恢复开放内用后，总体看食客寥寥，多数人还是选择外带。这是8月11日台北市某餐厅内景。新华社记者 陈键兴 摄

　　记者常去的早餐店员工黄先生说，现金能做的事，“振兴券”不一定能做。房租、水电费、小孩学费、健保费等等，都需要现金。还有民众在网上评论：“执政者就不能苦民所苦吗？”“能不能不从人民口袋掏钱？”

　　面对“五倍券”引发争议，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近日多次解释，一再讲到“发现金会被存起来”，激起更大反弹。网友们说，“几千块存什么？连缴房租都不够！”“饭都没得吃了，还存？”媒体评论指出，该负责人这番话“听在快被现实压垮的民众耳里，实在很刺耳”，他“久居庙堂，吃米不知米价”，很难理解升斗小民的现金与当局高官的现金意义不一样。

　　还有民众反映，“振兴券”使用不设找零，对小摊商没有帮助，更多惠及大型商家。此外，舆论认为，纸质券有防伪标志，印刷成本昂贵，去年“三倍券”成本高达23亿元，今年面额、张数双双膨胀的“五倍券”又要浪费许多无谓的成本。

　　对于当局鼓吹去年“三倍券”“大为成功”，作为强推“五倍券”的理由，此间舆论更抽丝剥茧，剖析其中的“数据泡沫”。据了解，台经济主管部门根据去年176万领用电子券的民众，以人均消费5785元，推算台湾2332万人领用“三倍券”共创造1349亿元经济效益。媒体指出，以不到8%使用电子券民众的消费行为，放大推估其他2156万领用纸质券民众的消费金额，显然不客观准确，有“凭空想象”之嫌。

　　疫情警戒降级后，街头依然随处可见餐饮优惠外卖。新华社记者 陈键兴 摄

　　相关分析还提出，上述“膨风”（闽南语，意为说大话）推算被台审计部门“打脸”。该部门在年度决算报告中直指“三倍券”效益评估欠缺严谨，且缺乏消费端调查资料；电子券领发不如预期，民众多领纸质券，导致印制、配送等成本大增；部分弱势民众未领取或未获补助。

　　关于当局为何要执意推出“五倍券”，此间众说纷纭。台湾媒体登了一幅漫画：一叠“五倍券”背后躲了三个人，头上分别写着“印刷”“广宣”“绿友友”。台北市议员侯汉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之所以悖离民意也要发券，是想借此造势，推高民调。他质疑，去年“三倍券”仅宣传就花费1.29亿元，今年又要加码，钱会流向何方？

　　最近，民生困苦的新闻不时见诸台湾媒体，有单亲妈妈骑车十几公里载一双儿女去领免费便当，有中年男子为饱餐一顿铤而走险，不惜犯罪。这些虽是个案，但着实令人心酸。台湾《联合报》在关于“五倍券”的一篇社论中，痛心疾首地批评当局“不恤民瘼”“离人民太远”。

　　台湾民生之困，能“券”解吗？台湾社会质疑、批判之声不绝于耳，但目前看来，当局已铁了心。